中新社上海2月22日电 题：中国与南亚国家是数千年文明之“根”的交融
——专访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
中新社记者 樊中华 李鹏 文龙杰
作为“近邻”，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国与南亚多国就开启了文化与贸易往来，不同文明因此得以交汇、流动、融合。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互鉴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当前中国与南亚各国应如何不断增强文化交流、增进互信合作，以加快实现经济发展与地区繁荣的共同目标？
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了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张家栋，对此进行深入解读。
视频：【东西问】张家栋：中国与南亚国家是数千年文明之“根”的交融来源：中国新闻网
回望历史，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几千年来都在进行直接的文明互鉴。如始于西汉时期的古丝绸之路，除了促成丝绸、瓷器、香料等物品的流通外，也更多承担着文化传播的功能；而始于唐代的茶马古道则作为区域性贸易路线，将中国与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紧密联系起来。
以印度为例，今天我们仍能看到，中印两国文化的交融根源深广。例如原产自印度的红糖，有专门的印地语名称，但白糖的印地语名却为“cīnī”，意为“中国的”。这表明红糖制作技术在从印度传进中国后得到“升级”，又传回印度。印地语中“茶”的发音就是“Chai”，与汉语中的发音几乎相同。这些都可证明曾经中印之间交往之密切。
如此源远流长的文明相通，使中印文化在很多基本概念上产生互鉴，例如中国“远交近攻”的概念，与印度的“曼陀罗主义”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印度文化中的“五大元素”地、风、空、水、火，也与中国的“五行”相类似。可以说，中印两国文化在“根”上就进行了互鉴与融合，让两棵“大树”长出的“枝叶”更容易相互理解。
中国与南亚国家在不同层面进行合作时，主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其多宗教文化间的差异或冲突，而是应如何去适应“南亚文化”。所谓“南亚文化”，是南亚国家在生活习惯、行事风格、精神理念等方面普遍呈现出的一种非常清晰的文化特征，即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南亚人会更加注重“后世”的幸福而非“现世”的机会或财富，这与东亚群体强调“现世”努力与个人成就的理念截然不同。这就导致在合作中会存在较大的观念差异。
当今世界，应有这样一种共识，即不同的文化间是平等的，跨文化交流是一个彼此理解和相互适应的过程。
其次，必须拥有跨文化交往的能力，尤其是语言能力。在英语之外，如果想与南亚当地不同群体进行真正的交流，印地语、孟加拉语、僧伽罗语、乌尔都语等语言能力的培养都应在考虑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不同交往群体的心理特征、生活习惯等。如果不能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对方的行为，通常会造成彼此心理上的隔阂，甚至会影响到对一个群体的判断。
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在无数个互动模式中逐渐融合的历史。“一带一路”倡议对增进中国与南亚国家交流互信十分重要。但是，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成果需要长时间积淀才能逐渐显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目前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要从经济现象转变为文化现象，例如实现文化认同等，还需要更长时间。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但“一带一路”倡议无疑使这一进程更加顺畅、迅速。
综观十余年来，中国与南亚各国关系更加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的发展实践与成果带来了新的希望。
二战后，南亚国家纷纷走向独立，尝试以美、苏等模式发展社会经济，但都没有成功。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有着极强的示范效应，让南亚各国看到新出路，有了可效仿的先例和发展信心。“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诸多切实合作，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先进科技、管理理念等带入南亚国家。这种“榜样的力量”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交往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因素。
近年来，很多南亚国家发展迅速，经济飞速增长，南亚地区本身的重要性和经济影响力在迅速上升。加之南亚地区目前有近19亿人口，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且人口结构非常年轻，劳动力供给充足，市场开发成本低，一个新兴的庞大市场正在形成，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意味着机遇。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南亚各国产业结构类似，经济水平相差不大，同时大都是外向型经济，使之区域内部的经贸往来需求不多。但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产品与南亚各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产品在品类、质量、价格等方面更加符合当前南亚各国的消费水平与市场需求，经济的强互补性形成了自然的贸易联系。
也正因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有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及促进繁荣发展的共同目标，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积极性非常高，多项合作都取得了初步成功。
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竞争，和20世纪时的前提与逻辑有着根本性不同。尤其在20世纪前半段，世界体系尚不完整，世界秩序尚不稳定，国家竞争带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特征。二战后，随着主权国家体系的巩固，国家竞争不再以摧毁和消灭对方为目标。在这样的逻辑下，中国与印度这样经济规模大，同时拥有强大的国家认同和灿烂的历史文化的国家，理应形成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良性关系。
因此，中印两国不断加强人文交流与互信合作十分重要。长期以来，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程度远远不足。但当前，两国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催生了文化及贸易交往的旺盛需求，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舆论层面，两国都应抱持友好交往的态度，看到对方发展变化的“正面”，平等以待，相互学习，逐步消除经年形成的刻板偏见。
在这一过程中，媒体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首先，媒体报道一定要坚持用欣赏的眼光和相对客观中立的视角看待对方，而不是以猎奇的心态去博流量。其次，媒体应尽量去捕捉对方的正面信息。只强调、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落后，对我们真正彼此了解是不利的，因为对方的优势及发展趋势，才是真正会对交流合作乃至国家关系产生影响的内容。南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面，对未来友好交往和跨国合作而言，是最具价值的信息，应受到媒体重点关注。
从另一个角度，就地理位置而言，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亲”则为友，“疏”亦是邻。中国文化讲求邻里和睦，认为“亲仁善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用客观而欣赏的态度对待邻邦、友邦是题中之义，无疑也更有利于彼此建立好感和信任。(完)
张家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美印关系、南亚问题和反恐怖等问题的研究工作。2013年2月至2015年3月，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治调研处工作。2017年起，为外交部专家组成员。2019年7月起，为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副会长。2020年10月-2021年11月，任云南省德宏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挂职)。2021年起，当选为中国南亚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