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李倾夏编译】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首尔Sahmyook医疗中心的隔离病房内，93岁的金奶奶躺在病床上，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疲惫与迷茫。她的对面站着一位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身着厚重的防护服，仅有一双眼睛透过护目镜透露出温柔的目光。两人之间的桌子上散落着几张色彩斑斓的卡片——这是她们正在进行的游戏“花牌”（Go-Stop），一种深受韩国民众喜爱的传统纸牌游戏。此时此刻，外面的世界正遭受着新冠疫情的侵袭，而在这间小小的病房里，一场简单的游戏成为了连接彼此心灵的桥梁。
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金奶奶因感染了新冠病毒，被迫从熟悉的疗养院搬到这个陌生的地方，这使她感到孤单和无助。生活的突发变化，加剧了她的痴呆症状，她很难进行稍显复杂的对话，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她的玩伴是29岁的护士李素妍（Lee Su-ryun），那时，她和同事通过玩花牌来帮助那些不适应隔离的老年患者。因为这些牌上没有数字或文字，只有简单的花卉和动物图案，是一种她们都能理解的语言。在还没有疫苗和治疗方法的当下，李素妍和同事们被迫站在前所未有的全球健康危机的第一线。
游戏过程中，玩家之间并没有过多交流。但在事情过去一年后，她们玩游戏的照片却在韩国网络上小火的一把。《游戏改变者：玩游戏如何改变世界和你》（《The Game Changers:How Playing Games Changed the World and Can Change You Too》）一书的作家蒂姆·克莱尔（Tim Clare）认为，这幅照片体现了游戏既平凡又神奇的一面。根据热爱游戏的美国哲学家伯纳德·苏茨（Bernard Suits）的说法，游戏是“自愿尝试克服不必要的障碍”。我们玩游戏不是因为它有用，而是因为我们想玩。
克莱尔在书中说，我热爱游戏。对我而言，玩耍是我们人性中最美丽、最有价值的表达之一。然而，我内心深处那个加尔文主义者却抗议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在他看来，自律、牺牲和责任感才是最值得称颂的美德。尽管这些品质并不容易达成，甚至有时会让人感到不适，但它们最终会引导人们走向更美好的地方。它们是对爱的一种表达。相比之下，游戏则显得像是自我放纵的恶习，缺乏意义和尊严。
几个世纪以来，辩护者们一直试图通过偷偷地将游戏重新定义为恢复精力、以便更好地工作的手段来为人类天生的游戏欲望正名。17世纪的清教徒牧师托马斯·威尔科克斯就曾宣称，游戏可以“振奋我们的精神，使之不再因劳作或学习而变得迟钝或被压垮……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愉快和积极地投身于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之中”。
如今，我经常看到文章试图用类似的逻辑强调“玩游戏的秘密好处”，例如游戏可以教会孩子们算术和社交技巧，帮助忙碌的专业人士防止职业倦怠，对于老年人来说，游戏还具有强大的神经保护作用等等。
然而，这些说法的证据却是参差不齐的。以普遍认为学国际象棋能使人更聪明的观点为例。早在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心理学家Djakow、Petrowski和Rudik就对当时顶尖的国际象棋选手进行了多项测试，以探究他们在智力上是否比非棋手的同龄人更优秀。结果发现，当任务与国际象棋有关时，这些棋手确实表现得更好。但在涉及一般智力的测试中，他们并没有显示出任何优势。
在《蚱蜢》（The Grasshopper）一书中，苏茨强烈反对所谓的“激进工具主义”观点——即每款游戏“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某种更高目的的工具”。我们不能仅因游戏可实现某些实际目标就为之辩护，因为游戏本身并不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好方法。
以工作本身的意义作为基础来证明游戏的价值，意味着假设工作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且是人类生活的真正目的。对此，苏茨持相反意见。
他认为，我们之所以工作，仅仅是因为环境迫使我们必须这样做。工作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能防止我们挨饿，帮助我们发现疾病的治疗方法，或是为我们提供遮风挡雨的住所。但这些努力只有在人类生活中存在其他更高层次的目标时，才具备道德上的正当性，否则，我们的努力只会延长无意义的生活。工作实际上是一种预防措施，而非终极目标。它的最终目的是自身的消亡。
苏茨断言，游戏是乌托邦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这正是经济上和心理上自主的个体所做的事情，或许也是他们唯一会做的事情。”他说。
声称玩游戏可以延缓阿尔茨海默病或提高数学能力，就像是说性行为可以燃烧卡路里一样。这或许是真的，但如果这是你的主要目的，那你可能搞错了重点。
游戏是一份邀请，让我们从效率的暴政中解脱出来。玩耍之所以重要，恰恰因为它并非必需。我们玩游戏是因为我们渴望快乐，渴望感受自由。我们玩游戏是因为这种经历——包括面对难题时那种甜蜜而紧迫的挫败感，或是遭遇背叛时的震惊——能够拓展我们的自我认知。
（编辑：李璟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