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刘望山编译报道】当买房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远程工作却越来越便捷，我们是否应该放下“安居乐业”的想法？本文作者乔纳森·贝克曼（Jonathan Beckman）拜访了那些随遇而安之人。
十月某个温和的晚上，正值鸡尾酒时间，成千上万伦敦人在回家的地铁上被挤成了沙丁鱼罐头。此时，切尔西一幢精致的棕色联排别墅内，六名住户正聚集在地下室的厨房里。34岁的乔尼·赛乌拉克（Jonny Sywulak）站在伏特加酒瓶垒成的矮墙后，示范着如何调制血腥玛丽鸡尾酒。他原先做过调酒师，现在是软件工程师。每杯酒都配有精美的装饰，一片青柠檬、一片黄柠檬、一粒橄榄、一小块蓝纹奶酪、一只虾——它们靠在杯口边缘，宛如一根被腰斩的图腾柱。
“我按照他说的做，”艾莎·拉达塔（Isa Landaeta）是这所房子的社区经理，“我从没做过这样的装饰。另外，橄榄和虾真的搭配吗？”
虽然大部分参与者互不相识，现场气氛却和谐而轻松。阿米拉·尤素夫（Amira Yousif）原本来地下室吃大米布丁，然后就留下来旁观了。这位颧骨高高的姑娘已经怀有身孕了，不过看着并不明显。她用茶匙舀起鸡尾酒，啜饮了一小口。
“你能感觉到宝宝吗？”活泼的红发学生汉娜·莱顿（Hannah Letten）问道，“你能感觉到身体里有个小生命吗？”
“这就好比你能感觉到心脏吗？能感觉到肝脏吗？”阿米拉说，“现在什么都感觉不到。”
欢迎来到现代公社：进门前掸掸衣服跺跺脚。在这座拥有34间卧室的房子里，住户们同吃同住，同笑同醉。夜晚的喧嚣殆尽，大家围在一起玩“反人类牌”（Cardsagainst Humanity）——一种无节操、无下限的三俗卡牌桌游。有些人会停留数周，有些人会住上几个月，还有些人会无限期停留，他们不确定也不关心接下来会搬到哪儿。除了三名英国人之外，鸡尾酒课上还有美国人、加拿大人、委内瑞拉人和澳大利亚人。他们没有家庭责任的羁绊，也没有称之为“家”的地方。只要网络给力，他们可以快乐地生活在世界任何地方。
欢迎来到现代公社：同吃同住，同笑同醉
数百年来，公社生活一直是逃离主流社会的通道。公社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尝试，等级阶层被打破，人际关系得以重新构建。例如，修道院向访客灌输精神营养，而犹太国家则建立在另一种集体社区之上，即基布兹。很多人曾认为基布兹不过是一种空想，直到这种社区被创建出来的那一刻。
切尔西公社并非如此。古典乐音乐家、律师和风险投资家住在这里。有些人每天外出工作，有些人则在房子的共享工作间劳作，如僧侣般专心致志。厨房里摆放着都市精英的必需品：马尔顿海盐、阿勒颇辣椒、腌柠檬。每间卧室门上都挂着黑板，写着居住者的名字（有一间神秘地写着“教皇之屋”）。
这幢房子不过是Roam经营的四处居住点之一，其他三处分别在迈阿密、东京和巴厘岛乌布（Ubud），面积都差不多大。这家公司的定位是“共享生活和共享工作社区”，为那些无固定工作场所、希望四海为家之人而设计。在伦敦，会员每周支付600英镑，在搬出前七天之内告知即可。他们可以在居住点之间轻松切换，每个居住点都能找到同伴旅行者社区。他们不是主流社会的逃离者，而是主流社会的参与者，甚至是代表者。他们是全球化的庇护者，也是灵活工作制的受益者。对他们而言，“家”不是一座城堡，也不是房间的集合，而是一种心境。
从有到无回望“家”的百年变迁
“家”指的是三口之家？这种想法是现代化的产物。直到16世纪，欧洲的大多数城市居民在同一幢楼内生活和办公。白天，主厅可以当作商店或工作室（后来，很多人家买下二层以作家用）。晚上，仆人和学徒紧挨着睡觉，在欧洲大陆的大片地区，爷爷奶奶、七大姑八大姨都得挤着睡。富人的家里熙熙攘攘。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斯（Philippe Ariès）称其为“大房子”（grandemaison），这里不仅有长期职工、侍从和秘书，还有很多“朋友、客户、亲属和门徒”。现代意义的隐私几乎不存在。
家突破了单一建筑物的限制，继而无处不在。大多数人在同一个教区出生和长大，也在同一个教区劳作和死亡。人们通过交易买卖、子女通婚和宗教仪式与他人生活进行互动。家则指的是居住、社区和连续性重合的地方，它有两层含义：我们居住的房屋，和我们感到依恋的地方。如今，这两层含义紧紧纠缠在一起，几乎无法区分。
在17世纪和18世纪，个人空间（如卧室和客厅）与公共接待室之间出现了割裂（这一趋势较早地出现在英格兰和荷兰等发达经济体）。工作被驱逐出家门。在工业革命期间，制造业转移到专门建造的工厂。铁路和电报等技术创新，使企业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运营，并最终在国际范围内运营。它们的成长需要一个专门的空间，让经理团队可以协调各类事务，于是就诞生了现代办公室。此外，起到辅助作用的专业人士也需要办公室，例如法律、银行、会计、营销等。与此同时，国家的扩张导致政府机构的诞生。此前由家中唯一从业者提供的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服务，后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人们建造了专门场地教育和医治成百上千名市民。
工作地点决定居住地点。“家”不再是出生地的代名词，因而“出生地”也需要得到定义。根据牛津英语词典，“故乡”（hometown）的表述最早于1824年出现在英国，意为“某人出生、早期居住或永久居住的城镇”。那时英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移民潮，人们纷纷涌向城市，寻求在工厂工作。此前，“故乡”一词并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普遍认为，你所出生的城镇就是你一生所在的地方。
家的规模开始缩小，缩小到只剩下核心家庭。英国有句谚语“英国人的家是他的城堡”（An English man’s house is his castle），最早其实是一条法律论证，支持房主拥有杀害入侵者的权力。不过，它也表达了一种信念，即人之自由、人之本质，在自己家中最能得到体现。工作场所和居住场所出现了互利互惠的关系。工作的目的是获取、维护和装饰后者。现代消费主义也被引入家庭住宅领域：硬装、软装、最先进的家用电器。
某些形式的社区生活优点显而易见。寄宿学校、营房、庇护所以剥夺个性培养服从性。与此同时，集体住房也以其他形式持续存在。例如，20世纪初期，旧金山10%的人口居住在寄宿公寓。不过，由于核心家庭吸收了很多情感和金钱投资，其他家庭组成方式往往饱受争议。
现代公社的出现则有悖于中产阶级价值观，它们消除了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差别。反主流运动倡导裸体和自由恋爱，将“隐私”翻了个底儿朝天。在反主流文化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约有75万美国人居住在5万左右的公社里。
过去五十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独自生活，而且通常是自主选择独自生活，“家”的观念再次产生了变化。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2014年28%户家庭仅有一名家庭成员，在1960年该比例仅为13%。这一趋势在很多其他国家也有体现。社会愈加碎片化，曾经孕育出社区生活的公民社会机构，由于缺乏民众参与而日渐萎缩。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中指出，社会联系减少的同时，抑郁和自杀现象却在增加。
如今，家居方式再次发生了变化。由于大多数职业工作已经转移到计算机上，近工作地点而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重要。据2016年盖洛普民意调查，至少偶尔远程工作的美国员工比例由1995年的9%上升到近50%；1/5弹性员工从未涉足办公室。
对于许多大城市的年轻员工而言，买房已经成为了一件遥不可及的事。就算买得起，也只能住在逼仄的小空间里。传统式家庭正在变得高不可攀，而对于大量白领来说，那样的居住条件也变得没有必要了。如果对家的位置不再有要求，它是否还需要存在？一个新兴的现代游牧民族正在提出这个问题。
可远可近 社交参与度你说了算
没有哪个词能充分描述共享生活空间。机构？太神经病了。设施？太像中央情报局了。这种家居方式太新潮，甚至没有合适的词去描述它。不过，这种现象在全球都备受关注，无论在圣地亚哥，还是哥本哈根和新加坡。在亚洲，出现了Hmlet和Lyf等品牌；在伦敦郊区，涌现出Collective和Tipi等公司。这些项目通常以职业生涯刚刚开启的专业人士为目标，他们来到城市的时间不长，付不起暴涨的租金，或想要避开吵闹的私人房东和奇葩室友。Roam将共享生活模式进行改良，它的目标是游牧市场相对富裕且成熟的消费者。
布鲁诺·海德（Bruno Haid）是Roam的联合创始人，头发上梳了个小辫，胡子上也梳了个小辫。他的个子高高的，有点儿驼背。他在此前的职业生涯中负责建立搜索引擎，改建了旧金山一所破败酒店之后，他第一次被公社生活吸引了。你只要在切尔西公社参观一圈就能发现，计算机程序员对用户体验和下载速度的痴迷，赐予了他丰富的设计创意。超级玛丽为他指了一条明道。“没人读过超级玛丽的说明书，”海德说，“前几关设计得特别好，你在玩的过程中自然学会了游戏规则。我们试着在这儿做同样的事情。”橱柜上没有门，因为“如果你在这儿住20年，你会想要把一切打点好。但如果你只在这儿住三周，你绝不想花三个星期搞清楚盘子在哪儿。”一般的微波炉有十几种设置，但这里的微波炉上只有一个按钮。每个设备都应该让人一目了然，解释性标识相当于承认失败。
每座公社内，Roam都设置了一名社区经理，通常是热情洋溢的年轻女性，负责组织艺术馆游览和公共晚宴等活动。如果火警无故启动或下水道出现问题，住户也可以向他们现场投诉。事实上，我在伦敦、迈阿密和巴厘岛交谈的所有人，都对社区生活充满热忱，虽然有些人性格腼腆羞涩，甚至一开始对公社持怀疑态度。对许多内向的人而言，共享生活是完美的。他们不想独自生活，但也不想将自己完全暴露给陌生人。他们刚抵达新环境时，会非常珍惜别人的陪伴，不过他们希望这种陪伴会随着遇见的人越来越多而慢慢积累，让他们能够控制自己向他人敞开心扉的速度。Roam提供了加入社区的机会，但并不会逼迫成员参与组织活动。
公社会用巧妙的方式鼓励住户社交：一些人注意到，卧室里没有桌子椅子，也没有电视，这会促使他们来到公共区域。不过这种方法并没有招致太多不满。在Roam切尔西公社，阿米拉每晚都到地下室观看《鲁保罗变装皇后秀》（Ru Paul’s Drag Race），类似美国小姐选美比赛，不过选出来的是变装皇后。阿米拉家的房子正在重新装修，他的丈夫就在这儿帮他们订了房间。“我之前没觉得自己会喜欢公社生活，”她说。来到这儿的第一个星期，她闯入了正在上烹饪课的厨房，结果被吓坏了，赶紧抓了片面包，匆匆回到房间。现在，她用拥抱和微笑迎接每一个人。“与我交谈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以为他们不会喜欢公社，没想到他们却都很享受。”
在夏令营一般的氛围中，一夜情比比皆是，但持久的恋情和友谊却难以维持。一位“老住户”说，“你刚和别人混熟，他们就走了，太难过了。在这之后你会变得有些封闭，因为你想保护自己。总有人离开你，这种感觉太糟了。”
来到乌布的第二个早晨，乔·托兰（Joe Tolan）驱车一小时，穿过郁郁葱葱的巴厘岛乡村，到瀑布中洗澡。他觉得，一旦住在天堂，你就应该充分利用这里的设施。托兰30多岁，是一名IT顾问，他已经把一只脚跨入了游牧生活。坐在他旁边的是瑞士记者朱利安·施密德利（Julian Schmidli）。托兰在Alchemy吃了早饭，这是一家全素食餐厅，连烤面包片都拒绝提供。虽然这家餐厅深受城里瑜伽爱好者的青睐，托兰还是觉得被坑了。
“早上吃素，20分钟就饿了。”他从包里拿出一个法棍面包，咬了一口，脸上闪过一丝光彩，“哦，亲爱的碳水化合物，我太想你了！”
“他们有这种芝士汉堡，”施密德利说，“‘芝士’是做成糊状的腰果，坯子是生菜，夹的是甜菜根。”
“这就是Alchemy的理念，”托兰说，“他们用最糟糕的食物，再把食物变成钱。”
通往瀑布的石板长满青苔，走起来非常光滑。瀑布奔涌而下，鲜艳的黄蝴蝶在周围飞舞。透过树叶，一片可可色的岩石表面，在水流的冲击和润色下逐渐显现。托兰脱下衣服，踮起脚尖进入水池，让汹涌的水流将他唤醒。
现代游牧民族：有网络便能四海为家
巴厘岛是现代游牧民族的诞生地。上世纪60年代以来，嬉皮士和艺术家在岛上的宗教中心乌布找到了庇护。在畅销书《美食，祈祷，恋爱》（Eat，Pray，Love）中，作者伊漫游帝国（下）The Roaming Empire当买房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远程工作却越来越便捷，我们是否应该放下“安居乐业”的想法？本文作者乔纳森·贝克曼（Jonathan Beckman）拜访了那些随遇而安之人。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也在这座小城凤凰涅槃。这本书是一部回忆录，讲述作者中年时寻找精神和情感满足的故事。2006年出版后，人们在乌布练习瑜伽的场景，吸引了众多寻求幸福之人的到来。与此同时，一群另类移民也抵达了巴厘岛——他们是数字游牧民族，一只胳膊夹着冲浪板，另一只胳膊夹着笔记本电脑。他们年轻力壮却身无分文，只需要Wi-Fi信号就能在热带阳光下生活。
“当我想起数字游牧民族时，脑海里就浮现出‘哥们儿’（bromad）这个词：我是个23岁的技术控，我要碾压全场。我有Instagram账号，我会告诉你怎么过上好日子、自由的日子……我22岁，我屁也不懂，但是快到我的碗里来，我要碾压全场。’”Hubud联合创始人史蒂夫·门罗（Steve Munroe）说道。Hubud是一个共享工作空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
在Hubud开业以来的五年里，门罗见证了一种新型游牧民族的出现——他们年龄较大，经验丰富，决意将生活把握在自己手中。Hubud用户年龄的中位数是33岁，许多人都有家庭。“他们中的很多人正处于生命的过渡阶段。”他说。他们想要重新开始，在工作与生活中找到新的平衡点。在乌布，他们的生活成本不高，还有厨师和清洁工帮他们节省时间，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创业公司。那些与欧洲或美国企业远程工作的人会发现，时间好像变长了，因为世界其他地方都进入了梦乡，工作不会被接踵而来的电子邮件而打断。乌布不仅为游牧民族提供了精神慰藉，也提供了生活所需品。对于他们来说，电脑就是最长情的陪伴。“科技行业充满变数、没有界限，”施密德利说，“这会产生很多焦虑。”
与旅行者不同的是，现代游牧民族并非永远处于运动状态。他们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几个月，甚至几年。现代游牧民族的特点是，他们不愿意安定下来。只要愿意，他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搬到其他地方。根据“游牧列表”（Nomad List）创始人皮耶特·乐维斯（Pieter Levels）估计，现在成千上万人自称数字游牧民族，数百万人过着“与位置无关的生活方式”（这是行话）。当然，由于这一行话的定义模糊，这种生活方式又充满变数，所以人们很难统计出现代游牧民族的具体数量。“游牧列表”是一家网站，对全球最“游牧友好”的城市进行排名。
托兰并不像穿着扎染图案的乌布人。他是一个带着新泽西口音的健壮男人，像外国人一样穿着背心、运动裤和人字拖。他的行为有些鲁莽，有时分不清他是在自嘲，还是在拿别人开涮。他原来在旧金山工作，后来生意倒闭了，如今他平静地回忆起那场灾难：“每个人都心不在焉。”他失去了汽车和公寓，因为那些是公司付钱买下的，但他也总结出来，自己的生活太物质化了，事业成功却让他的视野缩小。托兰和女朋友分手了，他觉得她试图把自己拴在身边。后来他来到了乌布，希望在工作和快乐之间找到平衡。不过，朋友们却已经开始盘点，他可能会遭遇的几种死法。
都有哪些可能？“多半是疾病。疟疾，伤寒。火山爆发时，我可能不小心跳了进去。被鲨鱼吃掉。从桥上掉下来摔死——前提是足够高。”
托兰的确因为遭遇交通事故收到了一笔赔偿金。他买了一辆轻便摩托车，一天之内，不小心从车上摔下来两次。事业处于十字路口之际，托兰迫切希望做出改变，而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工作。不过，他深知这一决定的重要性，也明白自己年纪太大，无法靠一己之力成功：旅行可以解放思想，但也可能释放孤独。Roam为托兰提供了一群随时出现的新朋友，帮助他实现“软着陆”。抵达乌布没几天，就有人邀请他去新加坡过感恩节。
此外，共享生活空间还试图解决游牧民族生活方式被打断的问题。他们试图通过陪伴来唤醒满足感、归属感和安全感——即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带给我们的感受。如果实验成功，那么作为现代社会奇特产物的公社，可能也最终找到了它的位置。
共享生活的本质是虚拟平台3D环绕的社交网络
共享生活和共享工作空间贩卖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常被忽视，却又常被渴望；它们并非友情，也非亲情，亦非同事之情。它们贩卖的是人类生活的杂声。孤独在寂静中嚎叫之时，共享生活用邻里间的喋喋不休稀释了这嘶吼声。随着新的生活方式的涌现，传统生活方式也有所适应。一些连锁酒店开始提供共享服务，以减轻商旅的孤独感。在美国、欧洲和中东地区，万豪酒店提供多人公寓，并组织社交活动。在迪拜，爵怡温德姆酒店已经将商业中心替换为共享工作区。
在线社交网络最初承诺向用户提供不间断的陪伴，但事实上，他们却经常强调距离的存在。（你每年能见到多少脸书“好友”？）他们将对话变为广播，令人们与屏幕相互交流。而共享生活，则是一个真正的社交网络——3D环绕立体声的社交网络。
这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公社相距甚远。根据贾德森·杰罗姆（Judson Jerome）的说法，它将“自我实现和个性最大化与合作和对他人福利的承诺最大化”结合起来。贾德森·杰罗姆既是公社活动的参与者，也是研究公社活动的社会学家。而在最新形式的公社中，既保留了个人隐私，也为人们提供了是否参与社交的选择权，你想参与到什么程度都可以。不过，这也产生了一种风险，社区是否会成为一种公用设施，如同电力或水力一样，可以根据需要打开或关闭。但淡薄的人际关系也具备一定优点。以前的公社常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公社成员期待一位魅力型领袖，或希望一场激进的社会重整活动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这样的期待如同孤注一掷，一旦他们情绪失望，一旦人们对公社的方向产生分歧，裂痕就随之形成。然而，老式社区对人类解放的承诺，也在今天共享生活空间的营销策略中，得到了乌托邦式的体现。在新加坡和东京经营公社的Hmlet，承诺它将“放大创造力，赋权于成员”。
如同当代世界很多其他事物一样，共享生活的最新产物也诞生于硅谷。近年来，旧金山有了越来越多“黑客旅馆”：这些房屋里挤满了科技创业者，他们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亿万富翁，等待公司盈利或被收购的那天。这些屋子通常又脏又乱，而且明确强调网络（互联网和人际关系网），而更高端的共享生活提供商却在努力与之保持距离。
共享生活也以另一种方式从现代技术中寻找灵感。此前，消费主义意味着物质的积累。制造商生产有形产品。顾客购买后，这些产品会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家”则充当了这些产品的储存空间。如今，世界上许多知名度最高的企业贩卖的并非有形产品——它们提供虚拟平台，使用户无需成本和存储空间即可轻松访问服务。例如，云计算令用户无需购买昂贵的处理器和设备。优步等拼车软件，帮人们免去保养汽车的花销和烦恼。这些平台让人们有机会体验以前无法想象的机遇。类似Spotify这样的音乐流媒体服务，让我们收听的音乐数量达到史上最多——远远超过一般人可能购买的音乐。
海德认为，Roam代表了一种趋势，即体验比占有更重要。Roam平台让人们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家，而无需拥有家。他为公司制定了一个宏伟——有些人可能会说雄伟——的计划，设想构建由一万家Roam组成的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其中度过余生。在每家Roam，你都能获得有保障的住宿标准和社区的热情欢迎。海德的愿景虽然宏伟，但距离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oam计划在2018年再开设10家场所（它在2017年也提出了类似目标，然而没能实现）。随着上海、洛杉矶、纽约等大城市的加入，海德认为网络效应将变得更加明显。
有多少人想像游牧民一样过日子呢？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在无数的储蓄账户中，人们仍然渴望拥有一片只属于自己的地方。只要还清贷款，你就获得了一座屋顶。而在颠沛流离的旅途中持家养家，会让一切变得更加复杂而繁琐，大多数父母唯恐避之不及。许多Roam居民说，他们可以接受在这里住上几年，但不能住上一辈子。Roam社区负责人阿莉西娅·汉密尔顿（Alysia Hamilton）也承认，“到底是为居民提供永久解决方案，还是过渡期间解决方案？其实我们也没想好。”但是，在某些时刻，共享生活还是有价值的——初进职场、职业变动或中断、退休——当人们肩上的担子没那么重时，无根生活也就更加简约、更有吸引力。共同生活让远离熟人不再难熬。今天的游牧民族不再以部落为单位行动，他们可以在酒吧找到彼此。
你能否用60秒放下一切，转身离开？
还记得“教皇之屋”吗？原来住在Roam的“教皇”是一个名叫麦克·普莱斯（Mike Price）的家伙，他在伦敦社区居住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他是一个精瘦的爱尔兰人，光头，塌鼻梁，宛如一位退休的橄榄球运动员（事实上，他就是一位退休的橄榄球运动员），普莱斯住在Roam的理由兼具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他原来就住在附近的街角，但公寓管理员却让他感到十分不爽：“我不想要账单，也不想听那些废话。”他在伦敦和都柏林拥有几家健身房（或许有员工帮他处理文书工作），每次出差，他都会办理退房手续，出差回来以后，再办理入住手续。他带着父亲般的笑声说道，即便他不在，“我的精神与孩子们同在。”
他愿意像背包客一样，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吗？“是的，”他说，“自从我看过电影《盗火线》（Heat）之后。帕西诺看着德尼罗说，‘我生命中的一切，都可以用60秒的时间放下，然后转身离开。’我希望自己也能这样，但我并不能。我有家人——几个兄弟——还有生意。但是我喜欢这样的想法，我可以把所有事放下，转身就走。”其他游牧族也表达了类似情感，觉得他们让自己成为了财产的俘虏。谈到自己丢下葡萄酒收藏，或祖母留下的整套餐具时，他们的语气特别兴奋。
普赖斯正说话时，周围越来越吵。原来是老旧的管道系统出了问题，坏了一整天以后，管道最终还是破裂了。一位房客的卧室被水淹了，人们不得不把供水暂时中断。这事要是发生在酒店，肯定会有人抱怨相关服务不到位，但这次的状况却反映出社区居民的团结之情。一小队人马前往附近的超市购买瓶装水，供人们饮用和冲厕使用。赶到超市后，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无论怎么恳求，超市员工都不让他们借小推车运走这60瓶水，就算让员工在场监督也不行。
他们或许只能用蛮力运回去了。就在这时，一位中东肤色、身材瘦削的男人提出，可以把水抬到他车上，他帮着运过去。之前他一直排队购买香烟。
“太感谢了，”社区经理艾莎·拉达塔说道，眼中闪过一丝宽慰。
“看看我们多团结，普赖斯骄傲地说，“这就是社区。”
（《1843》授权《欧洲时报》联合专版，本文作者：Jonathan Beckman，译者：刘望山）
（编辑：秋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