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刘望山编译报道】从哥伦比亚热带雨林，到英国酒吧和夜店，漫漫旅途中，可卡因毁伤无数。本文作者盖伊·凯莉（Guy Kelly）为你讲述毒品泛滥背后的故事。
可卡因禁而不绝席卷英国各个阶层
环境破坏、劳工剥削、社会暴力，5000英里冒险之旅后，伴随一声鼻吸，可卡因的生命周期结束了。英国内政部数据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16岁至59岁人口中，曾在去年吸食可卡因的共87.5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2.6%。可卡因的需求量达到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如今已成为英国第二大娱乐性毒品（排名第一的是大麻，约占人口总数的7.2%）。
禁而不绝的可卡因引发了严重后果。英国国家统计署数据显示，201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432人因吸食可卡因死亡。2016年，这一数字为371；而2012年，死亡人数仅为139。夜夜笙歌的大明星、银行家、光鲜亮丽的媒体人……曾经专属于上层世界的可卡因，如今已蔓延到社会各个阶层。富人依旧沉迷其中，而失业和学生群体的吸食率也超出了平均水平，分别达到3.6%和4.2%。如此看来，吸毒已经不存在阶级概念了。
话虽如此，家庭收入超过5万英镑的人群格外突出——约3.4%曾在去年服用可卡因，较2014年至2015年翻了不止一倍。近几个月来，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局长克雷西达·迪克（Cressida Dick）、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和司法大臣大卫·高克（David Gauke）均表示，社会暴力活动屡禁不止，“中产阶级”吸毒者难逃其咎。
“有些伦敦人在派对上吸食可卡因，以为不会伤害他人。”汗说道。迪克则抨击了那些重视良知的吸毒者，“他们热衷于谈论全球变暖、公平贸易、环境保护和有机农业，却认为吸点可卡因无伤大雅。得了吧，伤害多着呢，整个供应链毁伤无数。”
这话说得有道理。当今时代，我们如此重视消费伦理观，生怕人类活动在地球上留下太多足迹。既然如此，是不是也该了解下毒品的来龙去脉？
在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一名头戴骷髅面罩的抗议者参加“国际禁毒日”的游行活动。（图片来源：新华社资料图）
毒源地：森林惨遭砍伐农民水深火热
你在朋友聚会和夜店洗手间见到的可卡因，生命初期都只是一粒种子。如今英国境内的可卡因主要来自三个国家：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如“气球效应”所描述的那样，历史上三国的可卡因贸易额总是此消彼长。
可卡因是从古柯树叶中提炼出来的，这种树原产于南美洲西部，最早供人咀嚼或泡茶喝。目前，可卡因产量最高的国家是哥伦比亚，联合国数据显示，该国2016年产量超过850万吨，创历史新高。同年，哥伦比亚达成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内战。内战期间种植的古柯多位于闭塞偏远之地，尤其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控制的领土内。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农民靠它营生，有些是被Farc逼迫种植，有些则出于自愿，因为古柯比香蕉和鳄梨等农作物更赚钱。
可卡因供应链涉及一连串环境犯罪行为，首当其冲的就是滥砍滥伐，因为建立种植古柯的秘密农场需要大规模砍伐森林。前哥伦比亚副总统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卡尔德龙（Francisco Santos Calderón）曾表示，每提供一克可卡因，需要砍伐约4平方米热带雨林。此前哥伦比亚当局实施过“薰蒸计划”，用飞机向古柯种植园喷洒草甘膦，却造成了更大规模的毁坏。这一饱受争议的举措于2015年中止，改为地面巡逻，政府还为农民提供补助，鼓励他们种植其他作物。不过新任总统伊万·杜克（Iván Duque）表示，他愿意重启“薰蒸计划”。
英国可卡因吸食者所不知道的是，哥伦比亚农民生活在无尽的痛苦之中，卡米洛就是其中一位。作为COCCAM组织成员，他积极推动古柯铲除行动。“政府希望我们换一种农作物，却没有为我们提供所需的支持。我有四个孩子，我不能就这样把古柯砍掉，”他说，“古柯是当地唯一的经济来源。如果政府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就得提供其他就业机会，但目前什么动静都没有。”哥伦比亚有6万户种植古柯的家庭申请政府援助，而获得援助的仅有7000户。
安蒂奥基亚省布里塞尼奥的阿图罗（Arturo）毁了种植的古柯，他以为自己会得到政府赔偿金。“我收到了三个月的赔偿金，然后就没影儿了，没有任何解释。我没办法，只好又种回古柯，因为种植其他作物根本不够维生。”
“这活弄不好要命。几个团体抢地盘，我们被夹在中间。谁来我们就得把古柯糊卖谁，但是这就得罪了另一个团体，后果很严重。我已经有两个朋友被杀了。我们的生活就像走钢丝。”
过去一年，至少有36名COCCAM成员惨遭杀害，加入组织的都是种植古柯、罂粟和大麻的农民。“对武装团体而言，铲除古柯是个坏消息，因为他们已经接管了此前Farc在非法毒品交易中的份额。”卡米洛说，“他们已经把话撂下了，谁要是响应政府号召，不种古柯树了，谁就得死。我们也没得选。不种就没钱，甚至没命。搁你怎么办？”
“地主清出一小块地，种上几株古柯。农民需要准备的不过是汽油、水泥桶和微波炉，”《糖果制造机：可卡因是如何征服世界的》作者汤姆·菲林（Tom Feiling）表示，“可卡因的制取成本并不高。”古柯每年可以采摘6次，每片叶子可卡因含量为0.5%。在被称为“实验室”的大棚中，古柯叶被盖上后，撒上混有水泥和肥料的粘合剂，倒入大桶，再被盖上化学物质，促使其溶解。接下来，用碳酸氢钠处理已经发黄变厚的覆盖物，烘干后就成了古柯糊。这种形态的古柯糊已经可以出售了。人们也可以再加入化学品，用微波炉烘干后，变成片状的灰白色粉末。（制作一公斤古柯糊需要不到一吨古柯叶，卖给毒贩后能获得约600美元利润。其实这并不算多，因为卖到街上时，价格可能高达10万美元。）
英格兰、威尔士因吸食可卡因死亡人数。（图片来源：《电讯报》制图）
跨境偷运：腐败滋生健康风险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型贩毒集团，最知名的是由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创建的曼德林（Medellín），据称顶峰时期掌控世界上近八成的可卡因贸易。这些贩毒集团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警察难以追踪的小集团。它们从农民那买来古柯产品，然后藏在卡车上。“这就是农民愿意种植古柯的另一个原因，”菲林说，“他们不必亲自销售。”
至于被运往哪个边境，则取决于它的最终目的地了。几乎所有销往美国的可卡因都会途经墨西哥，销往欧洲的则大多取道委内瑞拉或巴西。“进入这些国家的路线很多，关键是要让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菲林说，“埃斯科瓦尔有句名言‘plataoplomo’——你要不从我这得到钱，要不得到一颗子弹。”事实上，跨境偷运毒品的惩罚极其严厉，就算是被迫偷运也难逃其咎。去年，22岁澳大利亚人凯茜·赛恩斯伯里（Cassie Sainsbury）试图将6公斤可卡因由波哥大（Bogotá）运往伦敦，被判六年监禁。尽管如此，对贩毒团伙而言，这仍是一门只赚不赔的买卖。
如今，依然有人用各种手段将可卡因藏在行李箱里，靠空运**。但是，最常见的运输方式是海运，尤其是大型集装箱船。今年3月，在圣保罗附近的桑托斯港（Santos），官员截获了一艘驶往欧洲的船只，载有逾2000千克可卡因。海运途中，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港口官员、船员、海岸警卫队、甚至缉毒人员都有可能被收买，故意放行。
话虽如此，该藏的还是要藏好。菲林说：“化学原理能起到出神入化的作用。他们将可卡因藏在聚苯乙烯球中，甚至将衣物浸泡在液体可卡因里，进入欧洲后再恢复原样。”**分子也有可能“浸泡”塑料或橡胶制品，伪装成花园家具等无害产品。他们对这些伎俩了如指掌。“如同尖端行业，只要需求够多，办法有的是。”
从南美洲出发的**船通常驶向三个目的地。最直接的路线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停泊，走加利西亚地区的偷运老路。越来越多人选择的路线是，从西非防守薄弱的港口登陆，再沿公路或海陆北上。2017年在伦敦盖特威克机场被抓的卡莉·普伦基特（Carly Plunkett）走的就是这条路，当时这名17岁的英国人刚从冈比亚（Gambia）抵达英国，携带了价值25万英镑的可卡因。第三条路线也是最常用的路线，将可卡因藏在驶向欧洲三大港口的大型船只上，即鹿特丹、安特卫普和汉堡。
无论经由什么路线，通过什么方式隐藏，最终抵达欧洲的都不是纯度为100%的可卡因，而被添加了稀释剂，以增加利润。伦敦的可卡因纯度在20%至80%之间。传统稀释剂含有糖、发酵粉和泻药，不过现在掺杂更多的是左旋咪唑。左旋咪唑发明于上世纪60年代，研究发现其可加速化疗疗效，市场上销售的杀虫剂Ergamisol就由它构成。目前尚不清楚为何这种药物在15年前被掺杂在可卡因中，不过由于尝起来无味，能在纯度测试中蒙混过关。重要的是，它能让吸毒者的精神更嗨。
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吸食左旋咪唑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副作用之一就是粒細胞缺乏症——白细胞减少，进而影响人体免疫系统。2011年，可卡因导致了一种名为“LINES”的新型并发症，症状表现为皮肤腐烂。根据官方数据，2014年缉获的可卡因货物中，约七成含有左旋咪唑。
阿根廷警方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条公路上缴获的毒品。（图片来源：新华社资料图）
毒品交付：暗网买卖暴利行业
集装箱在欧洲港口卸货后，港口官员也会散去，这时就有新的犯罪团伙负责接收货物并运往英国。这些毒品可能藏在卡车和较小的私人船只里，也可能藏在“毒骡”身上。
“上世纪90年代，几位‘老大哥’掌控着进入欧洲和英国的毒品，不过这一金字塔已经崩溃了，成为一盘混战。”《瘾君子：英国如何迷上了毒品》（Narcomania: How Britain Got Hooked on Drugs）联合作者马克斯·达利（Max Daly）说，“有些团伙只负责进货，但其他团伙的业务范围多种多样。无论是名校辍学的年轻人，还是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贩毒团伙，都想分一杯羹。”贩毒供应链上，每个环节都希望尽可能缩短大量持有可卡因的时间。
“谁也不想被发现在公寓里面藏毒，他们只想赶紧转手，把钱拿到。毒品从进货商那儿转移到某片地区，再分发给城市里的小型销售商，最终到达普通消费者手里。”达利说。
过去几年，可卡因的销售方式略有变化。例如，越来越多的娱乐性交易在暗网完成，绕过了多重中间商。
暗网的网址是隐藏的，政府追踪不到用户的网络行踪。销售商可以大量购买各类毒品，再在非法的购物网站上销售，顾客能够迅速下单，还可以像亚马逊一样发表购买评论。正因如此，销售商的口碑都比较靠谱。不过在暗网上交易的仍是少数，首先顾客得连得上暗网，再说下单后物流也会耗费一定时间。
大多数娱乐性吸毒都是一时兴起，买家想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后就吸上可卡因，所以还得靠老办法。买家有毒贩的电话，他们总能在WhatsApp上收到广告和促销信息。有些毒贩还推出了积分卡，买5克送1克。和毒贩说定了以后，毒贩或送货员能够在几分钟内出现在你面前。
《2018年联合国毒品报告》显示，2016年可卡因在英国的市价为每克41英镑，有时能买到200英镑。
住在伦敦的洛斯27岁，她“每个月吸几次”，价格是“120英镑2克，或者150英镑3克”。
“我只要发给他们数量和取货地址就行，会有人送来。他们周末可能比较忙，不过有一次我在5分钟之内就收到了，”据洛斯估计，她朋友里“定期吸食可卡因的超过四成”，“曾经吸食而且以后还会再次吸食的超过七成”。很多买家只知道毒贩的电话，其他信息一无所知，对送货人也是一样。（洛斯也只知道“他开的车都不错”。）
郡界贩毒：迷失少年债务怪圈
卡莉·托马斯（Carlie Thomas）是慈善机构圣·贾尔斯基金（St Giles Trust）的社会工作者，该机构旨在帮助犯罪分子重新做人。她在肯特工作了一年左右，追踪“郡界”贩毒行为。郡界贩毒，又称“下乡”，指城市贩毒团伙将年轻人派到各地小镇，帮他们开辟新市场。近年来，布莱顿、伊普斯威奇和牛津都成为了贩毒分子的主要市场，而曾经的瘾君子托马斯则在丹佛亲眼见证了“郡界”贩毒的后果。
“老实讲，我以为自己见过一些世面，直到我开始关注郡界贩毒现象。我见过9岁的孩子向瘾君子贩毒。有个孩子告诉我，他有一次把毒品藏在肛门里（为了坐火车将毒品带出城），结果拿不出来了，于是大人们就用扳手把毒品取了出来。”她说。
很多在郡界贩毒的孩子无学可上，被伦敦贩毒团伙盯上，承诺给他们钱或礼物。一般他们前几单交易会顺利进行，按约定拿到钱，但第三单交易一定会遭遇抢劫。犯罪团伙就是这样安排的，让他们陷入永无止境的债务怪圈。他们惭愧不已，充满恐惧，只好对老板卑躬屈膝，承诺还钱。几单之后，他们又会被抢。
“他们没有出路。一旦跑路，他们的母亲或姐妹将安危不保，所以说他们被困在了这里，担心脱离组织后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这种事到处都有。”托马斯说。
克雷西达·迪克等人将伦敦持刀行凶事件归咎于中产阶级吸食可卡因时，很多人不屑一顾。达利坚持认为，这只是伦敦警局的一次公关行动，将自身失败推咎到小部分人身上。对托马斯来说，夸张的说法没有问题：“中产阶级、专家、警察、媒体，所有吸食可卡因的人都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增加了社会对可卡因的需求，令人深感不安。犯罪团伙正在全力争夺地盘，贩卖可卡因粉末依然有巨大钱景，所以小男孩们只能坐上出租车，被送往各地小镇、埃塞克斯郡或他们的家乡，做着郡界贩毒的勾当。”
“他们可能会从报纸上读到小男孩惨遭毒杀的事件，然后指责黑人小孩或他们的母亲，抑或是从不在孩子身边的父亲等等，但他们从不反思自己的作为，从不去想周末夜生活会产生何种影响。当银行家在金丝雀码头附近的家里下单要可卡因，他或许不会意识到，出现在他家门口的男孩，曾把可卡因藏在肛门里，直到上电梯才拿出来，”她说道，“如果每个人都能多想一步，想想可卡因怎么到达他们手中，再被吸入鼻腔的话，他们可能会三思而后行。”
洛斯完全不知道可卡因的来源，也不觉得自己助长了贩毒行为。她有两个学位证书，还以为可卡因“来自古巴”，一直是“粉末状态……半夜乘船运来。”她喜欢可卡因带给她的感觉，但不知道可卡因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不知道贩毒组织的暴力行径，不知道偷运团伙的风险，不知道要贿赂官员，不知道左旋咪唑，不知道LINES新型并发症，不知道被郡界毁灭的年轻生命，也不知道他们迷失在犯罪团伙的暴力之中。（她知道人体藏毒这回事，但似乎不太介意。）“我从没想过它是怎么到达我手里的，我只想过怎么得到它。”她说道。正因如此，可卡因将源源不尽地流入英国。
（《欧洲时报》英国版与《英国电讯报》联合专版；本文作者Guy Kelly；本文编译：刘望山；Mathew Charles亦对本文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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