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奇。（《欧洲时报》德国版）
海外网8月15日电 据《欧洲时报》德国版报道，张卫奇于1980年到达前西德首都波恩大学攻读医学，1988年获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瑞士伯尔尼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高等学府深造与工作。2008年，他成为明斯特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担任分子精神病研究所主任。十几年来，他在自闭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分子发病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谈留学：初到波恩 学好德语融入当地
谈起留学，鲁迅先生说过：“有些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张卫奇当年留学的决心是，要做到有本事和全世界竞争，而不是在同胞面前夸耀。他坚持不投人所好，不找捷径，凭着好奇心，努力融入。
他说，初到西德时，波恩的中国留学生用十个指头就能数出来，处处都能感受到西德社会对中国的好奇心。问题五花八门：中国有没有点灯，有没有火车、汽车，女士是否还裹脚，是不是多妻制等，把他们当作“来自晚清时代的学童”似的。
那时，年轻中国留学生的到来，为德国人了解古老和神秘的中国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当时张卫奇和同学们才读了一年多的德语，就能不卑不亢用纯正流利的德语回答德国人的各种问题，介绍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令很多德国人刮目相看，也令这些年轻人们倍感自豪。
而西德人的友好和诚意，以及无私的帮助，也让张卫奇感到温暖，这也是德国给他上的第一堂课：“语言是心灵的窗户。”只有学好当地语言，别人才愿意与你沟通，你才可能大显身手。
谈教育：关注教育 “文化广角镜”看德国
张卫奇除了关注自己的专业，同时也很关心中西文化对比，中西语言对比，中西医学对比和中西人文对比等。他说，不仅仅要将自己培养成一台视野深入的“专业显微镜”，更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一台视野宽广的“文化广角镜”。
中国的高校深受英美体系影响，而张卫奇来到西德才真正体会到，德国教育系统和英美教学系统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首先发现德国传统大学都没有校门、没有围墙，更没有英国牛津、剑桥或者美国哈佛式的校园，学校的各个院系甚至实验室和课堂都分布在城市的各处，真可谓“城市有多大，学校就有多大”。
张卫奇说，大学阶段是人生最美好的年轻自由时光，要努力追求，努力尝试。如果功利心太强，在开始阶段就以结果为导向，最终就会同质化。德国的教育则是赋予你一种能力，基于这种能力自己去追寻感兴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最终教会你成为一个有教养的公民。他还引用了曾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曾说的一段话：真正的教育，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是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时时刻刻的自我觉知、终身学习的基础、获得幸福的能力。
谈医学：心怀感恩 助人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
在张卫奇教授看来，很多人将医学简单地理解为治疗疾病的技术，这并不全面，因为病人不仅仅需要医学家，更需要医生；而医生对病人需要“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对于学医的经历，张卫奇深怀感恩之心：“它不仅仅让我有机会、也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更让我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己。医生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对生灵的恭顺，对命运的忍耐，对他人的谦逊。”
谈科研：搭建桥梁 为中国精神疾病研究出一份力
对待科研，张卫奇教授不喜欢去追热门课题，而是热衷于脑科学中更有挑战性、冒险性更大的课题。在他所研究的精神病发病机制领域中，他的尝试非常大胆。
张卫奇介绍道，德国华人教授们常常思考，如何为中国的年轻学生和中德科技交流多做点事情。在他们联合推出《我们在德国当教授》一书后，教授协会又拟了一套系列书籍的新题目，暂定为《德国华人教授看德国》，希望通过这套系列书更加全面地介绍德国，更加深入地带领读者走进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
张卫奇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将德国对于精神病研究、认识、治疗及宽容的发展过程呈现出来，帮助国人放弃对精神疾病的恐惧和抵触以及对精神病人的宽容。基于他本人对中西的语言和文化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希望能够发挥这个优势，起到一种桥梁作用，为中国的精神疾病的治疗系统的健全出一点力。
谈心理：日久年长 放慢争分夺秒的脚步会更幸福
除了在学校的教研外，张卫奇教授还经常受邀举办各种心理健康讲座，在这些场合，他会结合自己的专业，深入浅出地为听众“排忧解惑”。
张卫奇说：传统的中国人很重现实，偏爱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中国近代史上的衰落给国人心理上带来了很多恍惚，带来了对传统文化的怀疑。有人说：“热心争分夺秒，就会放弃日久年长”，美国式的“争分夺秒”也许就有这种内在的弊病。而欧洲的文化传统却不乏保持“日久年长”的应变思路，他希望中国学习西方应该多一些欧洲，少一些美国。
有一句箴言说：“走得太快就需要停一下，让灵魂跟上”，也许在全球化、数字化的今天，我们需要不时地放慢那“争分夺秒”的脚步，让我们的灵魂有机会跟上，这也许是让我们得到心理平衡的重要环节。(陈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