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天，刚刚从徐州战场撤下了的国民革命军第一一〇师还没来得休整便接到了新的任务，开赴湖北江西交界的群山之中参加保卫瑞（昌）武（昌）公路的战斗。抵达指定地域后，最高统帅部并未为一一〇零师指定固定的阵地，而是令其沿公路进行运动防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师官兵利用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节节抗击，但仍未能阻止来犯日军的前进步伐。至会战后期，战局开始恶化，中国军队纷纷后撤。该师第三二八旅六五六团团长廖运周也奉命率队向西而行。当部队撤到了小坳至后，一个难得的战机出现在他面前！
小位于箬溪以西，是个两山之间的拗口，由此向西不过三十里，便是幕阜山。廖运周注意到，受地形所限，瑞武公路经过在小坳这里时形成了一个“S”形，其里侧是山、外侧为河，“S”形的中心是一个十多米高的小高地。这里本来是个预备阵地，储存了较为充足的弹药。但当六五六团抵达小坳时，小坳已被放弃。守军撤退之匆忙，以致连那座位于小高地后面的弹药库也忘了上锁，所储存的近万发迫击炮弹也被弃之不顾。
就在廖运周为此唏嘘之时，旅长辛少廷把他叫了过去。刚一进旅部，辛旅长就问他，”想不想在这里打一仗？“廖团长毫不犹豫地回答，“干！”黄埔炮科出身的他认为，只要能把道路堵死，就是用迫击炮也照样能打日本人的坦克。而且，仓库里那么多的炮弹如果不用，势必便宜了敌人。回到团里后，廖运周便开始进行作战部署。他把不久前十八军军长黄维临时配属给六五六团的那个反坦克炮连安排在小坳的山下，四门火炮的炮口正对着第一个公路拐弯处，；在第二个拐弯处，也就是小坳的山后，团附常海亭带着本团的八门迫击炮和紧急从六五五团加强过来的四门迫击炮严阵以待；廖运周本人则将指挥所设在小高地上，以利两个方向的指挥。
对于六五六团官兵来说，接下来的战斗几乎一边倒。黄昏时分，七八辆日军坦克沿着公路逼近小坳。反坦克炮连立即开火，很快将两三辆日军坦克打得动弹不得。而地形的限制使得后面的坦克无法绕过这些被打瘫的坦克前进。更令中国官兵感到兴奋的是，还有更多的日军车辆从远处驶来。天黑以后，一轮明月将“S”形山谷中的情景照得宛若白昼。由于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山下的公路被日军车辆堵车水泄不通，喇叭声、叫骂声起此彼伏。这是最佳的攻击时刻！随着廖运周的一声令下，密集的迫击炮弹泼向几近静止的日军车队。这仗打得如此之痛快，以致中国战士只要将炮口对准公路方向，甚至不用瞄准，炮弹就能击中目标。在前后一公里的到路上，随处可见熊熊燃烧的日军兵车。中国炮兵在向这片火海倾泻了五千多发炮弹，才奉命停止射击。天亮之后，六五六团官兵撤出了战场。战场上横七竖八地趴着被打坏打死的日本兵车和尸体。
小坳之战，廖运周团在友邻配合下，未折一兵一卒，毁伤敌坦克二十余辆、运输车辆数十、毙伤敌官兵数百，致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一部被迫停止前进一天，有力地策应了友邻部队的行动。此战很快在武汉外围战场引起轰动，军委会特发通电褒奖廖团，称其“战果辉煌”。
这场计划之外的伏击战斗所以能成功主要得益于：
1、 敢打争胜的求战欲望。
在战局急转直下，战线迅速收缩的逆境中，六五六团官兵的士气未受影响，依然保持着敢打争胜的旺盛斗志。就在小坳之战之前的三天内，廖团曾连续在小寨贤、茨芭山等伏击战斗中得手。这些战斗的规模虽不大，斩获也不丰，却使官兵们因此树立了继续战斗的信心、丰富了相似战斗的经验。
2、地形、武器与后勤的完美结合。
里山外河、连续转弯，“S”形山谷为小坳之战提供了胜利基础。这种复杂地形使得，日军的机械化车辆要么将其侧翼暴露在我方反坦克连的炮口之下，要么于拥堵在道路上经受弹雨的“洗礼”。
应该说，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难以有效遏制日军攻势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火力不足。而在小坳之战中，这一弱点得到了暂时的改善。战斗中，六五六团不仅拥有黄维为其配属的一连反坦克炮4门，还得到了六五五团4门迫击炮的临时加强，而小坳原防守部队的遗弃的近万发跑到，使得这些火炮免去了“断粮”之虞。
3、日军的骄狂轻敌。
会战前期，为防中国军队的夜袭，日军不在夜间行军。这次眼见对手全线后撤，日本人的胆子开始大起来，不仅敢于在夜间行军，就连必要的侦察环节都免去了。结果，直接撞到了六五六团的炮口上。
附：廖运周履历
廖运周（1903—1996），安徽凤台廖家湾（今淮南田家庵区安成镇）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利后，转做兵运工作，曾参加阜阳和正阳关武装暴动、发动芜湖兵变，后任抗日同盟军第二师九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十六旅七三八团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一一〇师六五六团团长、三三〇旅旅长、一一〇师副师长、师长。1948年11月27日，廖运周率一一〇师在淮海战场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文/刘明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