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来米编译】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法国是无家可归现象最严重的发达国家之一。马克龙总统在2017年曾承诺任期内消除街头无家可归现象。然而，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无家可归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巴黎等大城市。事实上，法国无家可归问题非常复杂，并且具有历史延续性，要想在短时间内根除这一现象非常困难。
高级档案委员会（CSA）主席、宪法委员会前主席、国民议会前议长、前内政部长德布雷（Jean-Louis Debré）在３月４日去世。德布雷出生在一个大家族，父亲米歇尔•德布雷担任过戴高乐总统的总理，是第五共和国宪法起草人之一；曾祖父西蒙•德布雷是法国犹太社区首席拉比。
德布雷从小家境优渥，是前总统希拉克的密友。令人意外的是，他还是乞丐胡戈尔（Jean-Marie Roughol）的朋友，帮助后者完成了自传《我的街头人生》（Je tape la manche）。
“街上的生活很艰难。你还必须忍受路人的辱骂、侮辱、轻蔑的目光。
……我礼貌地向一位路过的女士要一枚硬币去吃饭，她看着我回答道：‘你弄脏了人行道，我住在这里，我不喜欢穷人。’
我当时就回应说：‘你是个自以为是的势利小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我希望我有一个像罗伯特·侯赛因这样的父亲。我可能成为一名考古学家，我一直对恐龙、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埃及金字塔充满热情。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我有一个缺席的母亲、一个酗酒的父亲和一个虐待狂的养母。”
-摘自《我的街头人生》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法国每10万人中就有307人无家可归，是继英格兰之后受影响最严重的OECD国家。
无家可归者的真实数量很难统计，因为其中有许多无证件和“隐形人”。弱势群体住房基金会声称，2024年法国无家可归者的数量达到35万人，每200人中就有1人没有住房。
从耶稣化身到“懒惰的坏人”
在中世纪（5世纪到15世纪），因为宗教原因，穷人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富人低下。衣衫褴褛的赤贫者让人联想起耶稣的形象，他们通过极度贫困来赎罪，而富人则通过慈善来赎罪。正如工人和农民的守护神Éloi de Noyon所说：“上帝本可以让所有人变得富有，但他希望这个世界上还有穷人，这样富人就可以赎买他们的罪孽。”
然而，情况在中世纪末期发生了变化，流浪和贫困的现象大幅度增加，这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和流行病（例如1346年至1353年间的黑死病），以及极端气候造成的。在15世纪，大约25%的法国人口都过着乞讨盲流生活。由于其造成的经济负担以及所带来的不安全感（违法、犯罪），流浪行为越来越不被人们接受。流浪者很快被形容为“坏穷人”，是一种屈辱的生活方式。
在14世纪，当时的王室希望限制流浪者可能造成的社会骚乱，进行了首次记录在册的针对他们的打击镇压。在当时，流浪者被指控为“投毒者”，对他们的系统妖魔化从此开始。
从中世纪到18世纪末期，流浪者被称作“不忏悔的人”，“不忏悔”同时有“不光彩的”、“无人愿意承认”的含义。路易十四认为懒惰是导致贫困的原因，试图通过关押流浪者来阻止盲流现象。主要的方式有两个：将穷人留在当地以监视他们，试图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
高层的态度延续到19世纪，并且更加恶化。拿破仑1810年制定的《刑法》将流浪乞讨定为犯罪，可判处监禁。流浪乞讨罪（délit de mendicité）直到1994年才正式被废除。
进入20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带来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流浪这一原先属于农村的现象减少，城市流浪者成为主流。
14%有大学文凭
根据皮埃尔神父基金会2019年的报告，与全国人口数字相比，无家可归者中前囚犯、刚离开精神病院的人或儿童福利援助对象（ASE）比例更高。
2021年5月14日的《世界报》报道称，80%的无家可归者都是单身男性。无家可归者中约四分之一在童年时期没有与父母在一起，而是被置于儿童福利服务机构。大多数无家可归者在童年时期都经历过创伤事件，25%在童年时期遭受过暴力或虐待。
法国卫生部下属研究调查评估统计局（DREES）于2021年初发布的一项关于收容中心的研究显示，81%的被收容者没有法国国籍，77%是欧盟以外国家的公民，38%是寻求避难者。
超过一半（56%）的被收容者在2021年初进入收容机构之前已经在此、或者其他慈善住宿机构住宿过。
根据“死在街头协会”(Collectif les morts de la rue)的数据，2021年无家可归者的预期寿命为49岁，实际情况可能比统计更严重。对比INSEE当年公布的法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79.2岁，女性85.3岁。
出人意料的是，14%讲法语的无家可归的成年人已完成高等教育。这说明拥有学位并不能保证人们摆脱困境。
“新穷人”和经济发展悖论
“新穷人”是指失业者、降级的高管、单亲家庭以及在不断萎缩的就业市场中苦苦挣扎的年轻人。
传统上各种形式的贫困与不稳定已经逐渐消失：老年贫困，终止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养老金的普及和最低养老金的重新评估；针对“身体和精神残疾人士”，1975年出台了残疾人法，并设立了成人残疾人津贴；20世纪50至70年代间逐渐清除的棚户区以及住房条件恶劣地区。
这一切似乎都表明法国无家可归的现象应该终结。然而，正如诸多调查所见，流浪和贫困始终具有连续性。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之后，失业率飙升：1975年不到3%，1983年为7%，1993年达到9%。被社会、政治和媒体忽视的无家可归者重新浮现。
据人文和社会科学出版物参考门户网站cairn.info，从1982年冬天开始，法新社报道街头有人冻死的报道有所增加。1983年至1984年，第一份贫困与不稳定计划被票通过，以应对社会紧急情况；同时期，“新穷人 ”开始出现在媒体上，天主教救济服务处、皮埃尔神父基金会和救世军兴起，食物银行按照美国模式创建。1985年，喜剧明星Coluche创立了爱心食堂（Restaurants du cœur）。1985年至1986年，红十字会和皮埃尔神父基金会推出了第一批慈善医疗中心；与此同时REMEDE（被遗弃者医疗扶助）协会成立，世界医生组织在法国开设了第一家针对严重被排斥者护理中心，1987年又开设了无国界医生组织。衰落的慈善机构在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斗争中找到了新的活力，1987年被宣布为国际无家可归者庇护年。1988年底，议会通过了给无家可归者的最低融入收入（RMI）。1990年的《贝松法》（Loi Besson）确立了法国的“住房权”，其第一条中指出，“保障住房权是国家应尽的团结义务”
人数稳定
一个现象特别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并没有减少无家可归者的数量。法国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的数据显示，2012年巴黎有12000名无家可归者，大巴黎地区有28000人，整个法国的无家可归者人数达141000人。
然而，1900年的公共统计数据、论文以及巴黎警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巴黎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就已达到8000至15000人；1950年，巴黎的无家可归者数量在10000至20000之间，整个法国约有100000人。换句话说，从长期趋势来看，一个世纪以来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几乎没有变化。
20世纪90年代研究街头生存状况的民族学家Patrick Gaboriau通过回顾1900年的档案指出：“至少在两个世纪以来，同样的痛苦始终存在，关于这一现象的讨论也始终如一。”
社会学家Laurent Mucchielli指出：“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唯一的变化在于庇护、医疗和食物援助机制的显著加强，也就是说，无家可归者的生存条件有所改善。
流浪者的公民权
理论上，法国所有公民都拥有公民权，但无家可归者（SDF）的实际权利保障是1998年《反社会排斥法》实施后才真正落实的。
此后，法国逐步完善法律，使SDF更容易获得医疗、社保、住房等基本权利。
重要时间点：
1998年《反社会排斥法》（Loi contre les exclusions）确立了无家可归者的“行政附属地”（domiciliation administrative）制度，允许他们使用社会服务机构或慈善组织的地址来申请身份证件、社保、医疗保险等权利。这使他们可以合法登记选民身份，确保了投票权和其他公民权利。
2007年《住房权利可执行法》（Loi DALO, Droit Au Logement Opposable）确保政府必须提供紧急住房，使SDF在法律上拥有更强的住房权保障。
2012年《全民医疗保障法》（PUMA,Protection Universelle Maladie）取代了过去的医疗制度，确保无论收入如何，所有合法居民都能享有医疗保障。
此外，SDF可以通过115紧急收容热线申请紧急庇护（hébergement d'urgence），符合条件者可申请最低社会福利（如RSA最低社会补助）。SDF也享有法律援助（Aide Juridictionnelle），无力支付律师费者可申请国家补贴。
现实困难
理论上，法国的无家可归者与有固定住所的公民在法律上享有相同的基本权利。但实际操作的难度很大：
行政障碍：申请身份证件、医疗保障、社保等需要提供证明文件和个人信息，而无家可归者往往缺乏这些基本信息。
歧视和社会排斥：SDF在求职、租房等方面面临较多歧视。
心理健康问题：许多SDF受精神疾病、成瘾问题影响，导致他们难以获得稳定生活。
紧急避险和贫穷无罪
1994年版的法国《刑法典》（Code pénal）纳入“紧急避险”（l’état de nécessité）的概念，指在面临严重和直接的危险时，为了保护自身或他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而不得不采取违反法律的行为。刑法第122-7条中，规定了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因紧急避险而实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实际上，“紧急避险”的概念从出现到写入法典，走了将近100年的时间。
“饥饿让人失去判断力”
1898年，22岁的路易丝（Louise Ménard）与母亲以及两岁的儿子住在巴黎郊区的马恩河畔沙利(Charly-sur-Marne)，过着贫困的生活。1898年2月22日，路易丝一家三口已经36小时没有吃东西了，她从一家面包店偷了一块三公斤的面包，因盗窃被起诉。
路易丝于3月4日被传唤到Chateau-Thierry轻罪法庭，和当时大多数穷人一样，她没有律师。路易丝在这里遇到了改变她命运的马尼奥（Paul Magnau）法官，被宣告无罪。
马尼奥法官在判决书中说：“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中，一名社会成员、特别是一位母亲，竟然没有面包充饥，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有鉴于此，在发生这种情况时，法官可以、并且必须对铁面无私的法律做出人性化的解读。鉴于饥饿可以使人失去部分判断力、无法分辨是非，法庭判定--通常应该受到惩戒的行为，因为行为主体时迫于基本的食物需要做出的，该行为就失去了大部分欺诈性质。……法庭认为，在不可抗拒的饥饿感推动下行事的人对他的行为不负法律责任。因此，法庭判定无罪释放被告，被告不承担诉讼费用。”
路易丝•梅纳德的名字和Chateau-Thierry轻罪法庭法官马尼奥的名字一起就这样被写进了法国法律史。马尼奥创造了法国法律中“紧急避险”的概念：为了生存需要而做出行为的人不负刑事责任。几天之后，此事登上全国性媒体，《震旦报》（L’Aurore）3月14日刊登了《一个好法官》为题的文章，作者是几年后当上总理的乔治•克雷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这位法官随后回应说，他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阶层人们写来的无数封贺信。
人类社会的首要任务
不久之后，马尼奥法官又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17岁的Chiabrando失业了，并离开了社会救济中心。他是外国人，在街头流浪。1898年12月22日，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饥饿的Chiabrando在La Ferté-Millon小镇（Aisne）向人乞讨，要到了一块面包。为此，他被法庭传唤。在那个年代，法国法律明令禁止流浪，以免惊吓到“正直的公民”。
马尼奥在路易丝案获得支持后，决定再次挑战上级机构。他不仅判定Chiabrando无罪释放、而且藉机批评“过于严苛”的法律：“人类社会的首要任务，是帮助不幸的社会成员。因而社会不能要求判罚不幸的人。”有鉴于此，他呼吁所有的法官“暂时忘掉自己优裕的生活，想象一下被社会抛弃的悲惨境遇--衣不蔽体、身无分文、遭受风雨、流落街头，甚至在找工作的时候，也只能得到不信任的眼光。”
检察官愤怒了，提出上诉，国会也就此展开了激烈讨论。左派议员、律师RenéViviani亲自到上诉法院，为流浪者辩护。五个月以后，司法部长发出一道通函，通函没有提马尼奥法官的名字，但引用了很多他的论据，要求检察官们在将流浪者告上法庭前要“深思熟虑”，只有确信对方是“不可救药的、积习难改的懒汉流民”的情况下，方可提出起诉。
在法国1994年版本的《刑法典》中，流浪和乞讨的“轻罪”条令最终被废除。
（编辑：冬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