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发生在16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是法国大革命之前西欧规模最大的民众起义。牛津大学教授罗珀重新解构了这段惊心动魄又悲壮无比的历史。
1524年，在德国黑森林东南边缘的小镇施图林根，卢普芬伯爵夫人下令让农民们收集蜗牛壳，供宫廷里的贵妇们用作绕线的线轴。对于已经承担了大量劳役的农民来说，这项额外的繁琐工作让他们忍无可忍。于是，超过一千名农民拒绝进行这项“无意义”的劳作。
《纽约时报》书评文章指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农民们列出了62项抗议诉求。从符腾堡到阿尔萨斯，从奥地利到瑞士，各地农民群体纷纷效仿。他们对封建制度的种种限制感到厌倦，例如不得随意从森林取木、从池塘捕鱼；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田地被贵族的狩猎队践踏；向领主缴纳各种毫无道理且沉重的税赋，如死亡税和婚姻税。与此同时，这些贵族领主的财富不断增长，却几乎不给农民任何回馈，仍旧让他们过着受到严格控制的生活。
在此之前，欧洲曾发生过无数次农民起义。但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林达尔·罗珀解释说，这次起义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农民们受到了宗教改革的激励。她撰写了《火与血之夏》一书，展现当时的农民们如何奋起反抗，试图改变世界。
就在起义爆发4年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发表了《基督徒的自由》。农民们由此相信，耶稣已经用自己的鲜血赎买了所有人的灵魂，所以封建领主无权支配农民。
在这场起义中，一个叫托马斯·闵采尔的传教士成了农民们的精神领袖。他原本是马丁·路德的追随者，用德语主持弥撒，让农民们能够听懂。不过，当路德开始谴责农民起义时，闵采尔毫不留情地抨击了他。
再往前还可以追溯到1476年的一次“显灵”事件。在法兰克尼亚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个名叫汉斯·贝姆的牧羊人声称自己收到了圣母玛利亚的指示：“告诉所有人，我的儿子（耶稣）要求所有的徭役、苛捐杂税、贡品以及贵族和僧侣们强加的任何负担都必须彻底废除。他们不得再压迫穷人。”
罗珀认为，除了“蜗牛壳事件”之外，并没有某个特定的大灾难直接引发这场动荡。经历过黑死病之后，欧洲人口已经恢复，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们的处境其实比中世纪时好一些。“但更重要的是，农民们不想再逆来顺受了。”罗珀写道。在“自由”思想的引领下，农民们对社会不公的认知加强了。
于是，农民们在一个又一个地区聚集成武装队伍，最多时超过10万人加入。他们冲进城堡、修道院，挑战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
当时很少有农民留下文字记录，罗珀巧妙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她生动地描述道：“当农民们闯入修道院，发现这里竟然有温暖的壁炉、柔软的羽毛床、松软的枕头、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镶满宝石的圣杯和堆积如山的食物，并且能够亲手触摸时，那种震撼可想而知。”
左图为《火与血之夏》，右图为本书作者林达尔·罗珀。（图片来源：阿谢特出版集团/牛津大学官网）
农民们和城市里的矿工建立了联盟。一些下层贵族中的骑士和领主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些贵族嗅到了机会，想逼大贵族让出更多利益，并趁机掠夺教会财产。
罗珀指出，农民形象在短暂的时间里甚至变成了一种“流行趋势”。在1520年代，一些投机的精英们故意打扮得像乡下人，假装自己不识字，煽动农民暴动，攻击现有制度。当时出版的宣传小册子描绘了衣着朴素的农民在辩论中戏弄神职人员和学者的情景。
但这场运动并未持续太久。农民、市民和下层贵族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他们临时拼凑的联盟很快就瓦解了。黑森伯国的贵族菲利普整合了大贵族的军队，对农民进行镇压。罗珀估计，在短短几周内，多达10万名农民被屠杀。到1525年底，大贵族们恢复了秩序，农民战争就此终结。
不仅农民未能见证他们梦想中的新世界，修道士们也成为了另一大失败阵营。中欧地区的修道院再也未能恢复昔日的辉煌。而最终的赢家则是大贵族们，他们借此机会给“不听话”的下层贵族们上了一课，同时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财富，许多人甚至直接占有了被劫掠后的修道院的剩余财产。
德国农民战争吸引着艺术家和剧作家的关注，从歌德到萨特，皆对其着迷。这场事件在国际左翼运动史册中也占据着特殊位置。恩格斯曾撰写《德国农民战争》一书，认为闵采尔是“一位真正的人民革命家”，并将闵采尔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之一。魏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甚至将当时的俄国革命视为闵采尔理念被延迟实现的结果。
《纽约时报》认为，到了21世纪，这场农民战争的遗产却被一些将自己包装成“草根”的右翼政客们利用，以“反精英”的姿态吸引大众支持。例如在德国，农民战争出现在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的集会上。过去10年间，闵采尔在该党的演讲中常被提及，而象征农民身份的鞋子图案也被印在该党支持者的旗帜上。
当年，某些贵族穿上农民的衣服，利用民众的不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在今天，类似的模式是否仍在发挥作用？
（编辑：唐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