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来米编译】从中世纪的鼠疫肆虐到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历史与现实都证明，城市和建筑设计不仅是生活便利的基础，也在决定着人类的生存质量和寿命。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以贸易、工业和汽车为核心发展的城市中。综合法国媒体报道，“瘟疫时代”之后，现代城市的设计往往忽视人类健康，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疾病，以及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急剧上升。
新冠疫情加速了法国人对“非人性化”的现代城市的改造节奏。
瘟疫改变欧洲城市建筑
历史上，鼠疫等传染病不仅是公共卫生的挑战，也是城市规划与建筑革新的催化剂。在欧洲的多个国家，频繁的瘟疫暴露了城市拥挤和卫生条件差的弊端，各国都以不同的方式探索城市规划的改进。
伦敦：霍乱催生排水系统
伦敦城到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已经是国际一流大都市，居民人口急剧膨胀。但那时仍没有相应的地下道排水系统，生活污水当街泼倒，人畜屎尿粪便直接冲入泰晤士河。
工业革命大潮中的伦敦，用乌烟瘴气、臭气熏天形容不算过分。泰晤士河畔金碧辉煌的议会大厦里，议员们常常被臭气熏得无法辩论下去。
未经处理泻入泰晤士河的生活污水导致霍乱流行。到19世纪中页，几度爆发的霍乱流行导致4万多伦敦人丧生。瘟疫直接促成了排水系统的革新。1860年代，由工程师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设计的地下排水系统解决了“臭气事件”带来的污染问题，也显著减少了疾病的传播。纵横1000英里（近2千公里）的下水道网络，使伦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完善的下水道排污系统的城市。这一工程为伦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时启发了其他欧洲城市对城市卫生设施的重视。
巴黎奥斯曼改造
150多年前，巴黎还是一个破败的中世纪旧城。清晨或傍晚时，夜壶会被放在街上；如果有人住在楼上并且有点懒的话，甚至有可能直接倒到窗外。“收泥工”每天两次负责清理街道上堆积的污泥。后者主要由建筑瓦砾、马粪，还有巴黎人的粪便和生活垃圾组成。1780年，巴黎70万居民每天生产750立方米的“泥浆”，被倾倒入巴黎郊区的大坑中。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巴黎人口激增到100万，贫民窟遍地，拥挤的城市成了传染病的温床。因为人口的大量聚集，巴黎的水源塞纳河遭到了严重污染，被污染的河水未经处理就径直被送到市民家中，病菌由此进入人体。鼠疫、霍乱等疾病多次爆发，使公共卫生问题成为政治议题。
1845年，法国的社会改革家孔西德朗（Victor Considerant）这样描写巴黎：“那里人世间的疾苦、害虫和疾病横行四方，那里连光和空气都难以穿通。一年中，七个幼儿中要死去四个。”
在这种环境下疾病飞速传播，霍乱在1832和1848年席卷巴黎。奥斯曼男爵受拿破仑三世之命，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奥斯曼设计了宽敞的林荫大道，改善通风和光照条件，同时修建了先进的排水系统。在奥斯曼和工程师贝尔格朗（Eugène Belgrand）推动下，巴黎的饮用水与非饮用水供水管道、以及污水下水道这一现代地下两用网络开始出现，至1878年建成网络的总长度达到600公里。贝尔格朗设计出了一个采用引力引流技术的下水道系统，在市区的每一条街下面建造宽敞的地下通道，不仅排放污水，也用于安置供水管，工人可以在里边行走和作业。作为这一庞大的下水道兴建计划的补充，法国于189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将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入塞纳河。
效率为先的现代城市导致“文明病”
20世纪以来医学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进步让城市和建筑规划与人类健康分离、各自独立。城市规划变得后现代，具有纯粹的形式主义、甚至美学，很少关注健康问题：人们认为医学可以自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随着抗生素的发现，瘟疫时代似乎已经过去。在战后欧美国家飞速发展的几十年中，城市设计以经济效率优先。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作家兼活动家雅各布斯（Jane Jacobs）和丹麦建筑师盖尔（Jan Gehl）等先驱思想家就开始指出，我们的城市正以单调的建筑、荒芜的空间和冷酷的高速公路塑造一种非人性化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观点在建筑行业被广泛关注，但同时也被边缘化。这些观点与几十年来的主流建筑思维相悖。尽管雅各布斯和盖尔指出了特定社区面临的真实问题，但在缺乏硬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赖孤立的案例研究来支撑观点。
精神性疾病
近年来，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研究人员开始利用脑成像技术和行为研究来探索城市环境对人类大脑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单调、缺乏变化的城市景观会引发人们的压力反应，增加焦虑和抑郁的风险。相反，多样化、充满活力的城市环境则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
欧洲环境署的研究指出，噪音污染已成为城市居民健康的重大威胁。长期暴露于交通噪音和工业噪音中，与高血压、睡眠障碍、认知能力下降，以及焦虑和抑郁等精神疾病的高发率密切相关。
现代城市的“邻里陌生化”现象加剧社会孤立感、个人主义日益增长，而社会孤立已被认为是精神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一项由瑞士苏黎世大学进行的研究发现，缺乏社会联系的人群，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比社交活跃的人高出60%以上。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一项研究表明，居住在灰色高楼林立区域的居民，其抑郁症的发病率比居住在多样化建筑环境中的居民高出30%以上。
慢性疾病爆发的根源
慢性病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就被法国医疗界重视。城市环境被怀疑是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爆发的一大根源。
慢性病有时被称为“文明病”，这意味着它们是由生活方式造成的、尤其是城市生活方式：过大的城市规模、土地人工化、过度密集的市中心，土壤、水和空气的污染，住房条件恶劣、交通拥堵、就业压力……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可能导致慢性病的原因。
据统计，欧洲每年有超过50万人因空气污染死亡，法国有48000人。污染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特别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重要因素。在法国，受慢性病影响的人数已从1994年的340万人增加到今天的1100万人。他们的平均年龄为61岁，这表明慢性病患者不仅仅是老年人。医疗保险的费用同时呈爆炸式增长，医疗支出中与慢性病相关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的50%上升到今天的80%以上。同样，在全球范围内，当今的主要死亡原因也是慢性疾病。
此外，现代城市生产了气候恶化的绝大多数温室气体，导致“热岛”效应。城市热岛现象在热浪期间变得极其严重，2003年夏季的酷暑导致法国15000多人死亡。
新冠疫情带来反思
如上文所述，最近几十年，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主要关注效率，蓬勃发展的商业和繁华的城市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和办公空间占据城市主导地位，城市的魅力在于吸引尽可能多的打工人和消费者，并刺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设计旨在优化生产力，通常将放松和休闲空间置于后台，创建不眠之城、专注于工作和消费。
法国城市规划师帕科特（Thierry Pacot）解释说，现代城市是为健康、有消费能力且活跃的男性设计的。随着慢性疾病和不稳定因素的激增，城市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新冠疫情加速暴露了现代化都市的缺陷。
公共和私人空间布局改变
随着新冠疫情和“禁足令”的出现，人们对公共空间的看法和使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交距离规则重塑城市景观，步行区域、间隔露台扩大。法国建筑师朱伯特（Paul Jubert）认为，在个人和集体领域，新冠疫情加速了行业多年来已经考虑并正在努力实现的趋势和项目。
隔离期间，客厅或卧室变成了临时办公室或健身房。“各个空间都经过了最大容量测试”。在房地产价格飙升的大都市（尤其是新建筑）中，为此出现了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共享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住宅楼或小区设有健身房、洗衣房、会客房，甚至公共远程办公空间。这也成了新的住房标准。
2021年10月，时任住房部长瓦尔贡（Emmanuelle Wargon）提出了关于“生活在明天的法国”的十大方向及具体办法。瓦尔贡指出，法国人无法再接受一座“密集而紧张的城市”，75%的法国人向往“带花园的别墅”。人口稀少、失去吸引力、100%人工化的郊区将被首先改造，通过大规模恢复住房和服务来实现城市“一体化”。
疫情使远程办公普及，但在家工作不一定理想。瓦尔贡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不是办公室、也不是家里的）第三地工作”。政府大力倡导城镇和乡村“第三地”共享空间，它们的创建将出现在每项开发行动中。
自行车道“历史性”发展
城市居民在隔离期间意识到“对绿色空间的需求至关重要”，将自然重新引入城市成为重要主题。法国圣艾蒂安市中心的老街区正在进行此类实验，开设了一些专门饲养昆虫和鸟类的花园。
疫情也在其他方面加速大都市的转型。“例如，在骑自行车方面，我们在一个月内的变化相当于平常的十年”，建筑师朱伯特说。疫情之前，巴黎主要道路之一的Rivoli街改造自行车道引发了巨大抗议。但现在这已经不是问题了，“（自行车道）有了历史性发展”。
如今巴黎人11.2%的出行是骑自行车进行的，而在疫情之前这一比例还不到5%。继1.5亿欧元的第一个自行车计划（2015-2020年）之后，新的2021-2026年计划进一步推进了巴黎自行车运动。这意味着预算投资超过2.5亿欧元，比上一届的自行车计划增加1亿欧元。
法国的数十个城市正在规划新的自行车和步行道项目。这包括限制为汽车保留的空间，例如取消停车位。
（编辑：冬雨）